民间流行的、赋予民族色彩的歌曲,称为民谣或民歌。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知名。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如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民间流行的、赋予民族色彩的歌曲,称为民谣或民歌。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知名。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如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近代作曲家,有用民谣为主题来创作各种乐曲的,如德沃夏克(Antonin Dvorák)的《自新大陆》交响曲、柴可夫斯基(Peter llyitch Tchaikovsky)的《第四交响曲》;丹第(Vincent d'indy)的《山歌交响曲》;哈利斯(Roy Harris)的《民歌交响曲》;布鲁赫(Mar Bruch)的《苏格兰民歌协奏曲》;威廉士·沃恩(Williams Vaughan)的《英吉利民歌组曲》;杜宾斯基(Arcady Dubensky)的《史蒂芬佛斯特组曲》;以及李亚道夫(Anatol Constantinovitch liadov)的《八段民歌管弦乐曲》等,皆为美妙动人的音乐,受到世人普遍的欢迎。
民谣虽小,但很可以从中窥见世道人心,反映一时的社会风尚和舆论趋向。
《诗经》,特别是其中的《国风》,不妨看作我国第一部经过艺术加工的民谣专集。除此以外,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民谣代代皆有。比如:“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还被汉代司马迁引用在他的著作中,可见民谣早就引起了专业作家们的注意。
宋朝权奸蔡京、童贯当国,内外忧患频仍,当时便有民谣在百姓中流传:“打破筒,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宋朝又有宇文虚中者,投靠权奸童贯,在对手面前逃跑一次反而又升官一次,由舍人而至翰林学士,再升为资政殿大学士。故京师有民谣称其为:“一走而为内翰,再走而为大资,三走而为枢密。”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提到大宋一代的文风变化,好端端的一部《昭明文选》,在谋取功名进仕的人手中,竟变成了汩没性灵的陈词滥调——“方其兴时,士子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建炎以后,苏东坡三苏文章又成了不少人博取功名的手段,“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明朝宰相张居正权势煊赫,凭借手中权力为其子侄谋取功名,考官不光不敢违抗,还争着为其作弊出力。张居正的长子、次子和侄子或为进士,或登甲榜,且“推恩诸权贵子弟多得幸进,科道悉钳口结舌,不敢发一语”。当官的不敢说话,可咱们老百姓就敢发言:“京师谣曰:‘张公若不身早亡,四官定作探花郎’”。
明时西湖旁风景之地大多被有势力者用竹篱笆圈占以“专菱芡之利”,当时杭州百姓也编了民谣讥之:“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
“四人帮”覆灭前后是民谣创作的一个高潮。“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江”指江青,“桥”指张春桥,“摇”指姚文元。故这首民谣强烈地表达了人民对“四人帮”的无比憎恨,预示着“四人帮”的必将覆灭。这是我国民谣传统之一战斗性的一个发展。除此以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要真理,找电台;要清官,找戏台;要升官,找后台;要后门,找茅台”,等等,都曾流行一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首反映干部等级观念的民谣:“地区干部两头平,县里干部帆布篷,乡里干部130(指过去的一种小汽车,读幺三零),村里干部嘣嘣嘣(指乘坐嘣嘣车)”。也有反映个体户致富的民谣:“江山如此多娇,看王兆拓同志卖花椒”。
两汉历史上
在两汉历史上,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民谣,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民众对于时事所做的道德评判,抑或借某些事件的发生宣泄积累的不满情绪。正如《诗经·将仲子》所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民谣的歌词简单,琅琅上口,广为传唱,因此为各个时期的政权所重视。《后汉书》中云:“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至各州县,观采风谣。”说的就是汉和帝让人微服到民间采听民谣,掌握民众的言论与意向。实际上,民谣也就是各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及社会思潮,从中折射出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构成了一幅幅反映汉朝社会情况的立体画卷。
汉初
刘邦的第四子刘长骄蹇自大,不奉法令,并图谋叛乱,后来因为事情败露而被抓了起来。汉文帝免其死罪,废除了他的王位,将他贬谪到蜀中。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百姓作歌曰:“一尺缯,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汉文帝听说之后,追封刘长为淮南厉王,并让刘长的儿子刘安荫袭淮南王的爵位,给他建造宫苑。
王莽新朝末年
更始将军刘玄在灭掉王莽所建的政权后,被拥立为帝。做了皇帝的刘玄沉湎酒色,将政事委付于岳父赵萌管理。赵萌排斥功臣,却授与官爵给那些谄佞小人或奸诈的商人,自成一党,甚至有人因为烹饪手艺好,做菜对胃口就获得官爵。于是,都城长安的市井间流传着一首民谣:“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民谣传开之后,士卒离心,人心怨叛。
不久,刘秀建立了东汉政权,四川有民谣唱道:“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在当时,公孙述在四川自立为帝,并且废止汉朝的铜钱,自铸铁钱。由于铁钱不被民众所信任,民间一时间难以流通。怨声载道的百姓,私下里以民谣表达不满:王莽称黄,而公孙述想要模仿王莽,所以称之为白;而五铢就是汉朝的货币。民谣隐含了百姓希望恢复铜钱的愿望,另外也暗指公孙述的政权不得民心,离倒台已经不远了。果然没过多久,公孙述就被东汉所灭。
东汉第九位皇帝汉质帝死时只有九岁,没有后嗣,太尉李固想要立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手中掌握实权的外戚大将军梁冀却拥护蠡吾侯刘志,最终刘志上台,为汉桓帝。汉桓帝即位不久,李固就被人陷害,死于狱中,且被暴尸于路旁,而拥立汉桓帝有功的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戒封厨亭侯,司空袁汤封安国亭侯。事情传开后,京都民众唱道:“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表达了对外戚专权的愤慨,以及对于朝政颓败的悲哀。
汉桓帝元嘉年
汉桓帝元嘉年间,朝廷四处征兵戍边,造成了许多田亩无人耕作,从而被荒芜废弃的恶性循环。天下民谣传唱道:“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深刻地反映出了乱世之下,民生多艰的疾苦。
汉灵帝末
董卓为前将军,他的野心和凶暴天下皆知,京都流传有一首民谣《董逃歌》:“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心摧伤,董逃!”整首歌也就是一个意思:看到董卓来,就赶快跑吧。在汉灵帝死后,董卓率领大军进入了京师,诛杀宦官,废掉汉少帝,立汉献帝为帝,自封为太师,把握朝政。在听说了《董逃歌》之后,董卓下令禁止传唱。后来见无法从根本上禁绝,又把“董逃”改为“董安”,改成了歌颂他的歌谣。可是不久,京城又流传另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是一首拆字的民谣,“千里草”即为董字,“十日卜”为卓。意在隐讳地诅咒董卓。没过多久,董卓即为吕布所杀。
中国民谣,并不是一个乐理学上的定义,而更倾向于社会学定义。可以粗浅地认为,民谣即为流行音乐,或商品音乐。是一种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以娱乐性和商品性为主要特性的音乐作品。它区别于以追求高雅艺术体验为目的而创作而局限于有一定音乐修养的群体中的音乐作品。民谣的特点决定了它广泛的受众面,也让许多民众在毫无乐理知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音乐所带来的美好体验,因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也是民谣的优势所在。
英国民谣(English Banad),起源于中世纪末期,即12、13世纪,兴盛于14、15世纪,复兴于18、19世纪,是英国最古老的诗歌形式之一。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英格兰民谣和苏格兰民谣。
凯特·斯蒂文斯(Cat Stevens)是英国民谣摇滚的代表人物,1947年7月21日生于伦敦,原名史蒂文·乔治乌(Steven Georgiou)。当他成为一名国际明星之后,于1979年皈依宗教并放弃了他的音乐事业。60年代中期,斯蒂文斯在哈默史密斯大学期间就开始自己创作歌曲并于1966年以一首《我喜欢我的狗》(I Love My Dog)走红。1968年,斯蒂文斯感染了肺结核,这迫使他暂时停止了音乐生涯。1970年,他以专辑《Mona Bone Jakon》重返乐坛,并受到一致好评,其中还产生了一首热门歌曲《德,阿班维尔太太》(Lady D'Arbanville)。以后,他继续推出专辑《舵手的茶叶》(Tea of the Tillerman,1971)、《数字》(Numbers,1975),《Izitso》(1977)和《回到地球》(Back to Earth,1978)均获得一定的成绩。
民谣摇滚乐: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充满了动乱和麻烦的时期。肯尼迪于1963年被暗杀以后,约翰逊继任总统。局势动荡不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首先,是民权运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干拢着美国社会,不断地引起反抗和斗争。直到1964年美国国会才正式通过民权法案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其次,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给美国带来了巨大伤亡。青年学生反对美国卷入越南内战,到处举行群众集会、游行示威。但约翰逊不顾国内外舆论的反对,继续扩大战争,使越战在整个60年代逐步升级,造成年轻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加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如空气和水的严重污染;石油、煤气的短缺;森林被乱砍乱伐等,也使许多人对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前景产生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年轻人离开了大城市、离开家庭,来到郊区或乡下,组成社团,过着一种简朴的群体生活。他们反对权威、反对传统(包括传统文化)、反对既有秩序。他们在服装和发式方面也反其道而行之,越古怪越好,而且还普遍服用致幻药物。因此他们得到一个外号叫"嬉皮士"(Hippies),指生活在既定社会之外的不顺从的青年人。最后,性解放也是60年代的一个突出现象。对"性"的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轻视、不合法的同居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替代结婚的生活方式。"自由"两字的含义不仅意味着要结束种族歧视,也意味着对上一辈性观念的反叛。
在这种背景下,摇滚乐构成了1960年代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反映和影响了当时一代青年的情感和愿望,说出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以及对整个世界的看法。1960年代的摇滚乐与1950年代相比,思想深度显然更进了一层。这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民谣摇滚(Folk Rock)之中。
鲍勃·迪伦(Bob Dylan)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民谣演唱的都是比较严肃的社会性题材,如"金斯顿三重唱组"(The Kingston Trio)和"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 Paul and Mary)三重唱组等。他们避开商业性的摇滚乐而独自发展,与摇滚乐没有联系。但是,有一位来自民间的歌手,把这两者结合到了一起,而且对摇滚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就是鲍勃·迪伦。
鲍勃·迪伦于1941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思一犹太人家里,6岁时迁往附近的小镇希宾。迪伦从小对摇滚乐就很有兴趣,并自学吉他、口琴和钢琴。他曾广泛旅行,对社会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等问题都有亲身感受。1959年入明尼苏达大学念了三个学期,退学后,在咖啡馆演唱。这时,他发现了民谣,认为民谣中有关时事的歌词比摇滚乐要有意义得多。1961年,迪伦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1963年一首《随风飘逝》(Blowin'in the wind),使其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迪伦的嗓音粗糙,带有鼻音,自己弹吉他伴奏,有时还经常出现口琴独奏(他在脖子上套一个架子,支撑口琴)。
关于迪伦,不论是他的社会抗议、民谣摇滚、乡村摇滚、超现实主义的歌词,还是皈依基督教(1977年,迪伦声称自己是再生的基督教徒)等,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一位出色的歌手和词曲作家。特别是他的歌词创作,含义深刻,富有文学性和哲理性,经常使用隐喻、象征等手法,虽然有时也有点晦涩难懂,但总的说,他对摇滚乐作出了重要贡献,把摇滚乐的歌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其他民谣摇滚由于鲍勃·迪伦树立了榜样,60年代一下子出现了很多民谣摇滚乐队。其实,民谣摇滚是个很笼统的称谓,虽然都是把民间的曲调、歌词与电声、低音线条和摇滚节拍相结合,但其中的差异是很大的。除了迪伦,还有很多乐队和个人,如"伯兹"乐队、"妈妈和爸爸"演唱组、西蒙和加芬克尔、琼·贝兹、凯特·斯蒂文斯、朱迪·科林斯(Judy Collins)、索尼和雪儿(Sonny and Cher)、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Buffalo Springfield)等。现将其中影响较大者介绍如下:伯兹"(The Byrds)乐队伯兹"乐队由五人组成,核心人物是吉姆·麦吉恩(Jim McGuinn),1964年伯兹乐队成立以前,麦吉恩曾与民谣有过密切接触,包括参加鲍勃·迪伦的乐队。1965年,伯兹发行了他们演唱的《手鼓先生》(Mr.Tambourine Man)等4首由迪伦创作的歌曲。这样用电声的、摇滚化的方式来伴奏民谣歌曲,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物。1965年6月,伯兹的翻唱版《手鼓先生》获第一名,给迪伦带来很大名声,也使他们自己成为了明星。
或许,他们本来可以达到与"沙滩男孩"、鲍勃·迪伦,甚至"披头士"同样的地位,可惜的是乐队内部不和,人员经常变换,影响了演奏质量和听众心理。到60年代中期,他们还有几首歌曲把摇滚乐典型的电子音响与乡村音乐相结合,对后来70年代流行的乡村摇滚(Country Rock)起到了示范和引路的作用。1968年,原来的伯兹成员只剩下麦吉恩一人。他与其他不同演奏者合作,继续以伯兹名义发行唱片,但都没超过1965-1968年期间所取得的成绩。1973年,原来的5名成员重新聚集到一起,录制了他们的最后一张专辑《伯兹》,不久,乐队宣告解散。
"妈妈和爸爸"(The Mamas and the Papas)演唱组如果说"伯兹"是将民谣风格与一种比较强硬的摇滚乐声音相结合的话,"妈妈和爸爸"则是将民谣风格与一种类似?quot;埃弗利兄弟"和"沙滩男孩"那样比较温和的摇滚乐相结合。演唱组由二男二女组成,演唱他们自己(主要是由菲利普斯John Philips)创作的四声部歌曲,如《加利福尼亚梦想》(California Dreamin')、《星期一,星期一》(Monday Monday)、《献给我所爱的人》(Dedicated to the I Love)等,在听众中享有很高声誉。
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 & Garfunkel)保罗·西蒙(Paul Simon,生于1942年)和阿尔特·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生于1942年)在中学时就以埃弗利兄弟为榜样,录过几首男声二重唱歌曲。后来,两人都上了大学。西蒙在昆斯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又在纽约大学主修音乐,因被当时60年代初期城市民歌运动所吸引,开始歌曲创作。当西蒙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后,就与加芬克尔重新合作,于1964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星期三凌晨3点》(Wednesday Morning 3A.M.),但销路不佳。不久民谣摇滚兴起,唱片公司选出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寂静之声》(The Sound of Silence),在保留原有的人声录音轨道的情况下,加上了电贝司、电吉他和鼓组成的节奏音轨后推出,结果大受欢迎,1966年初,在排行榜上名列第一。
西蒙和加芬克尔再次获得第一的是他们为电影《毕业生》(Graduate,1968)配乐中的一首歌曲《鲁宾逊夫人》(Mrs Robinson)。1970年推出的《忧愁河上的金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再次夺冠,唱片销售量超过900万张。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成功是与西蒙的歌词与音乐创作才能分不开的。他注重作品的旋律与和声,避免一般摇滚乐的简单和不断重复的倾向,坚持歌词和声乐的重要性,决不使他们被电声乐所淹没。然而,正当他们的事业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合作关系破裂,两人分道扬镳,后来都各有所成。
琼·贝兹(Joan Baez)琼·贝兹出生于1941年,12岁开始学习吉他,后入波士顿大学学习,但几周后放弃学业而去咖啡馆唱歌。1959年和1960年两次出席新港民谣节均获成功。他的第一张专辑《琼·贝兹》(1960)包括了很多首美国传统民谣。她经常把音乐会的收入捐献给她所信奉的事业;拒绝接受过多的演出;一年最多录一张专辑。演出时,她不化妆,直接走向话筒开始唱歌,没有打诨,没有商业性显示。
贝兹信仰和平,主张非暴力,这不可避免地使她卷入60年代激荡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之中。1963年起,她的演出曲目中包括抗议歌曲和迪伦的作品。为争取民权,禁止核武器和反对越南战争,她在大街上、集会上和游行队伍中演唱。她是迪伦的好友,也是最早发现和支持迪伦的民谣歌手之一。
民谣的特点是歌曲音域不是很宽,旋律优美少有大的情感起伏,在声音运用上不太注重技巧,音色自然亲切,情感自然流露。除此之外,民谣还具有朴实、简单、率真、随性、好听、易流传等特点。民谣的历史悠远,故其作者多不知名。民谣的内容丰富,有宗教的、爱情的、战争的、工作的,也有饮酒、舞蹈作乐、祭典等等。民谣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如法国民谣的蓬勃、意大利民谣的热情、英国民谣的淳朴、日本民谣的悲愤、西班牙民谣的狂放不羁、中国民谣的缠绵悱恻,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质与色彩。
中国民谣,并不是一个乐理学上的定义,而更倾向于社会学定义。可以粗浅地认为,民谣即为流行音乐,或商品音乐。是一种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以娱乐性和商品性为主要特性的音乐作品。它区别于以追求高雅艺术体验为目的而创作而局限于有一定音乐修养的群体中的音乐作品。民谣的特点决定了它广泛的受众面,也让许多民众在毫无乐理知识的情况下,充分享受音乐所带来的美好体验,因而得以广泛传播。这也是民谣的优势所在。